第十二个故事：脸面

导读：在十几年前或更早以前，能出国留学或工作，都是一件很荣耀很涨脸的事情，在乡村尤其如此。哪怕在国外生活贫苦，只要回国，依然是风光无限，这种畸形的虚荣和脸面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文中主人公的母亲和王姨都是如此......

正文：

母亲伸着脖子站在门口，目光顺着杂乱的街道爬过来，像两根藤条似的，一把拴在了我身上。镇上汽车站离家不远，两百米不到，我走得相当沉重，腿就像灌满了铅，沉甸甸地拖在地上，就仿佛不是走回来的，而是被母亲的目光牵回了家里。

母亲说：“回来了。”

我点点头，嘴巴张开，那声“妈”哽在嗓子里。

母亲又说：“瘦多了……”话没说完，泪水已经涌了出来。她擦擦眼睛，就像是从里面揉掉一颗沙子。这是冬季的湘中，风很大，吹得母亲身上的衣衫不住地抖动。她穿得有点单薄。我歪过头去避风，不忍直视她的眼睛。小镇上正赶集，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绝大多数的面孔，我已经不认识了。有些人停下来，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我。

母亲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进了屋。她往门外看一眼，拿出一根带钩的竹竿，举起来把卷闸门勾了下来。她伸脚踏着门边，用力一踩，卷闸门哗啦一声滑下来，带着一种金属的回音，把小镇上的嘈杂和冬天关在了外面。

屋子里暗下来。母亲拉开灯，把屋子照亮。她拿着行李，转了好一阵子，没有找到放置的地方，便满脸愧疚地对我说：“家里实在太乱，人老了，收拾不过来，你看看，都已经不像个家了。”

我鼻子一阵发酸，没说话，竭力控制住感情，没有让眼泪掉出来。母亲住的是间门面，隔成两半，前面是裁缝铺，一些花花绿绿的碎布散落在地上。后面是她用来睡觉的地方，摆着衣柜和床，这两样东西一占，基本上就没剩下什么空间了。房子里连转个身都困难，确实不可能再放下一只箱子。但母亲还是找到了办法，她拿过一张塑料凳，站上去，将箱子举起来摆在了衣柜顶上。“这下好了。”母亲说。她弯着腰，把一个老迈的身体从凳子上挪下来，我赶紧伸手将她搀住。母亲比我还要瘦，那条胳膊落在我手里时，几乎感受不到重量。母亲拍拍手，灰尘腾起来，扑到衣柜门上，她用袖子轻轻拂去。这衣柜是母亲的陪嫁之物，摆在家里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外公在世时，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家境不错，母亲出嫁那年，风风光光的八抬嫁妆，从街头排到街尾。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话我父母各占一半，家道中落是意料之中的事，当年的八件家具，逐渐老旧、被淘汰，最后只剩下了这个衣柜。

衣柜是老式的，两扇门对着开，上面镶着玻璃。其中一扇门的玻璃下面，压着一张全家福，我们一家三口站在上面，用三十年前的目光，凝视着我们如今的这个家。这张全家福照于一九八七年。那年我六岁，一位摄影师骑着马来到镇上，引起很多人的围观。当他把机器架在地上，告诉小镇上的人们，这东西可以把人留在一张纸片上之后，他的生意很快就兴旺起来。那天母亲给我穿上了过年时才穿的新衣服，她和父亲也换上了新装。我们一家人光鲜亮丽地站在照相机前。在摄影师的指挥下，我们站好位置，用微笑调整好各自脸部的表情。随着“咔嚓”一声，一道闪光出来，我们一家人的形象便庄重地保留在了一张底片上面，不久之后，照片被冲洗出来，母亲拿在手里，端详了好一阵子，说：“真像。”

照片上，我站中间，母亲和父亲分站两边，他们各自伸出一只手，搭在我肩上。那时的母亲织着麻花辫子，脸上半边酒窝，穿着一件洗得雪白的衫衣，她的笑容里装满了那天的阳光。毫不夸张地说，我母亲年轻时长得真是不错。父亲的形象却有点怪异，在他的身体四周，环绕着一条粘合之后的缝隙，就像一只笼子，将他牢牢囚住。父亲是在被我从照片上挖下来很长一段之后，又被母亲粘回去的。

记忆中，父亲以卖鱼为生。每天早上，他挑着鱼担出去，到了晚上，再带着一身鱼腥味回到家里，倒头便睡。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几乎就是个恍惚不定的背影。他最大的爱好是打牌，除去那些走街串巷卖鱼的时间，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牌桌上。母亲根本管不住他，也不想管。父亲十赌九输，但他能守着自己的底线——只把赚来的钱输完，也就不打了，剩下的钱他要拿来进鱼。他的生活天天如此。这是个性格中充满矛盾的农民，挑起鱼担时，他起早贪黑，斤斤计较地做生意，这时他是个爱钱如命的人，可是到了牌桌上，他又视钱财如粪土，毫不心疼地把赚来的钱送进别人的口袋，自己口袋里则永远空空荡荡。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分不清楚，到底父亲留在我记忆中的哪一个形象更为真实。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挑着一担鱼出去了。那天父亲学会了一种新的赌博方式——押牌九。他坐下之后，连赢了十几把。在父亲的赌博生涯中，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命运眷顾，他摸着口袋里赢来的钱，汗水都出来了。就在这一天，他被刺激着，有了发财的欲望。一个想发财的人，是守不住底线的。他的手气很快就用光了，这时他已经没办法收手，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之后，他指着那担鱼说：“把这个也押上。”

结果父亲把鱼担也输了，那是他的饭碗。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这次，母亲堵在门口，无论如何不让他进门。母亲说：“输钱不能输脸，你把事情做过了头，这个门今天你是进不了了。”

父亲没说话，往屋子里看了一眼，转身就走。我跑到门外，看到一个凄凉的背影往小镇外面走去，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母亲口中的一个“脸”字，父亲会自此一去不返。母亲说：“没混出个人样，就不要回来了。”她的嗓门很大，把声音送出很远。从此以后，父亲真的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走就是二十几年，至今杳无音讯，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初三那年，学校开家长会，全班同学的身边，都衣冠楚楚地站着一位父亲，只有我旁边空着，像个孤儿。回到家里之后，我用一把铅笔刀，将父亲从这张全家福上挖出来，一声不吭地扔在了墙角。此后的好些年里，只剩下一个轮廓的父亲，就像一个荒凉的黑洞，站在照片上，漠视着这个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我考上大学那年，母亲不知从哪里将那个被我挖掉的父亲找了出来，重新粘在了全家福上。母亲说：“你有出息了，给这个家长了脸，让他也看看。”

我没有反对，作为父亲，他应该享有这个权力。只是当时我有些伤感。父亲出走之后，我们一家人，便只能以照片的形式，团聚在这个破落的家里了。这种状况贯穿了母亲的大半生，一直延续到今日。母亲用衣袖拂去灰尘的这一瞬间，父亲在照片中，目光灼灼地望着我们。这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就仿佛父亲从未从我们生活中离开过。也许，母亲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母亲独居之后，租下了这间面门。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似乎无所不能。她踩着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扛起父亲扔下的家，供我读完了大学。从母亲身上，旁人看到的也许是孤独，是贫穷，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一种我此生都无法抵达的坚忍。毕业之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一转眼，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母亲还在这间裁缝铺里待着。我一直没能让母亲从这个破落的地方走出去。

大学毕业之后，我先是去了深圳，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应该说，我还算争气，两年之后，我被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到了新加坡总部。没曾想到的是，这一走就是八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渐渐发现，在母亲生命中，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一个类似于父亲的男人，将母亲抛弃在这座小镇上，只是相对于父亲来说，我选择了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

在新加坡的第一年，我原本计划是要回国过年的。到了年底，我在电话里问母亲：“想要带点什么吗？”

母亲说：“什么都不用带，带张脸回来就好了。”

这让我心里一下子怯懦起来，言下之意，她期待我衣锦还乡。结果那年我放弃了回家。在此后的好些年里，我像个懦夫一样，以一种逃避的方式，疏远着母亲和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乡。

在别人眼里，到了国外，就如同走进一座金矿，闭着眼睛也能发财。母亲也做过同样的梦。我到海外工作这件事，确实让她在小镇上风光过一阵子。起初的时候，我从万里之外跟她打越洋电话时，她总跟我说起想建房子的事。可是时间一长，她就闭口不提了。那些年我的真实状况是，我只能勉强养活自己，无力给家里任何的帮助。我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在异国他乡，挑着一副沉重的生活担子，早出晚归，口袋里永远空空荡荡。可是在母亲对邻居的描述中，我被夸大成了一位成功人士——在大海的那边，我过着优越的生活，住着很大的房子。如此一来，我就更加不敢回乡了。我在外面风光无限，母亲却住在破落的门面里，这显然就是个笑话。因此，在新加坡的八年时间里，我从未回过这座小镇一次。阻止我回家的，不是万里汪洋，而是母亲常挂在嘴上的一张脸。

每年夏天，母亲都会离开小镇一段时间。她对别人说是要去新加坡看儿子。她穿戴整齐，带着行李，提着大包小包的特产，庄重地出门。可事实上，她去的是我一个小姨家里，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之后，再穿着新衣服，光鲜地回到小镇上。一直以来，母亲凭着虚构，向小镇上的人展示着她和我在新加坡的生活。这让我十分愧疚。在新加坡的八年，我隔着茫茫大海，始终在等候一个衣锦还乡的机会，这样我就可以带着母亲，走出国门，到那个儿子工作和生活的国家，来一次真正的旅游。这个目标很渺小，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在海外，当然也有一些把生活过得蒸蒸日上的人，但大多数人的情况，还是像我这样，说是公司派遣，其实也就是高级一点的外来劳务工，拿着国内的工资，加上一点国外的生活补贴，那种举步维艰的辛酸，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直到今年，我的经济状况才有所转机。两年前我报读了一个MBA班，结识了一位澳洲的同学，他家乡是座海滨小城，生产优质的红酒和巧克力。我和他一起在便利店里寄售巧克力和红酒，赚了些钱。随后我辞去工作，和他合伙开了家贸易公司，把生意从新加坡做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尼几个国家。这让我在国外的生活有了起色。一年半的时间，我终于赚到了母亲一直以来挂在嘴上的那张脸。临近过年之际，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乡。我打算给母亲在镇上买套房子，也算是给自己在国外这些年的一个交代。母亲住进去的同时，我的心也会安定下来。

第二天，我陪母亲去看房子。那栋房子在小镇边上，面向河流，背后是一座伤痕累累的荒山，爆破过的岩石像伤疤一样，触目惊心地在表层裸露着。二十世纪80年代，这座小镇上建了个水泥厂，开工之后，小镇上充满了连续不断的爆破声。那是国营企业如日中天的时期，水泥厂的迅速发展，使这座小镇的繁荣一度可以比肩县城。许多职工从外地来到这里，像城里人一样工作、生活。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优越感，不断地刺激着小镇上的农民子弟，他们努力学习，将跳出农门作为人生的伟大目标。我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大学已经实行并轨，不再分配工作。那时的国企也一落千丈，水泥厂的职工卸下了身份上的光环，沦落到连生活都举步维艰。水泥厂的没落，倒是让母亲的裁缝铺比以往更加兴旺。那些从生活转向生存的职工，一如既往地支撑着母亲裁缝铺里的生意。因为缝制的衣服不仅耐穿，且比从商店里买来的要便宜很多，况且母亲的手艺也确实不错，一些同时期流行的款式，看几眼，就记在心里，回到裁缝铺里马上可以丝毫不差地做出来，她大概是小镇上的最后一名裁缝。

房子的卖主小时候我就认识，是一位我把她叫成王姨的女人。记忆中，她跟母亲的关系很好。她调来水泥厂时，刚三十出头，那时她已经当上了水泥厂的财务科长，管着几千号人的钱，在小镇上很受尊敬，人们将她跟财神爷三个字联系在一起。她常到母亲的裁缝铺里做衣服，一做就是好几件，是母亲铺子里的最大的一位主顾，一来二去，也就熟了。由于她做的衣服多，在收费方面，自然也要比别人优惠些，平时改个裤脚，修个拉链什么的，都是免费。她也记着母亲的好，经常从水泥厂的食堂给我家带些馒头，花卷之类的食品，作为对母亲的回馈。在那些年里，因为有王姨这么一位朋友，我可以像水泥厂的工人子弟那样，吃上那些在当时看起来很稀有的东西。那时王姨离婚不久，带着一个还没上学的女儿，母亲也单身，因此她和母亲之间，相处得就像一对亲姐妹。而我那些真正的亲戚，反倒与我们形同路人。父亲离家之后，母亲和我，便被隔离在这个家族之外了。我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与我们家的关系，远不如王姨那么亲近。

由于在国企工作，又加上身居要职，王姨家里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90年代末，便在小镇上建了一幢很大的房子。水泥厂衰落之后，几千名职工流离失所，像她这种身居要职的，倒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反正该赚的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她主动申请下岗，拿着厂里给的一笔买断费，带着女儿去新加坡投奔了一个亲戚。她是小镇上第一个到国外的人，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自此之后，关于她的消息凤毛麟角，但据说她在那边过得很不错，这次回来，是要把小镇上的房子卖掉，她想在那边定居。当我提出来要给母亲买套房子之后，母亲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王姨。她说，买房子是件大事，还是熟人好说话。我同意母亲的说法，因为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环节。

缘分这东西真的很神奇，时隔多年之后，这两位情如姐妹的老友，因为一笔交易又见面了。母亲站在门外，举着手，怯怯地敲门。王姨把门拉开，盯着母亲，看了好一会，才惊愕地咦了一声，说我的老姐姐啊，看你这心操的，满头白发，我都快认不出来啦。母亲说：“还是你好，一点没变样，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母亲的夸赞，说这倒是，那边的水土养人，环境好，生活条件也好，文明程度跟国内不是一个档次。对这个岛国，她很有认同感，毫不吝惜地给予许多溢美之词。

我看了看，在穿着打扮上，她的确比母亲要年轻了许多。她穿着件风衣，一条粉色的丝巾束在脖子上，头发一丝不苟，既得体，又庄重，看上去就像位准备出席某次活动的商务人士。这让我有点自惭形秽。回国时，我还穿着一件T恤，一下飞机，才发现气温骤然降至零下，我赶紧在机场买了件羽绒服，随意套在身上就回来了。母亲看看她，又看看我，那目光似乎是在告诉我，从国外归来，就得像你王姨这样风光体面。我侧过身，把身上的衣服往下拽了拽。

我和母亲进了屋，王姨冲了两杯咖啡，端到我们面前。母亲看了一眼，说这东西她喝不习惯，要求换杯水。她把母亲那杯拿过去自己喝，给母亲换了杯白水，坐下来，和母亲开始闲聊。我坐在一旁，插不进嘴。当母亲的言语中透露出我也在新加坡工作时，她有些惊讶，说我怎么不去找她。我说我一直不知道她也在。她要我记得以后一定要去找她，多走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说谢谢。其实她去了新加坡的事，母亲早就对我说过了，也给过我她的联系方式，只是我不想去找。我不愿意让自己那副灰头土脸的形象出现在熟人眼里，在新加坡的这些年，每当有同学或者朋友到新加坡去游玩，给我打电话时，我总是找个借口，避而不见。

聊了一会，王姨把一位女孩从房间里叫出来了，是她的女儿。我离开小镇去上大学那年，还是个小学生，转眼间长成了大姑娘，眉眼之间，没有留下多少当年的影子。她跟王姨一样，一身的名牌，很夸张地穿在身上，说话时，表情也很夸张，汉语中不时蹦出几个英语单词。她略微与我交谈了几句，就回到房间里玩手机去了。王姨说她正在新加坡上大学，学校不太好。我问她，在哪家学校？王姨说，新加坡管理学院。我说，那也不错，在新加坡，那是数一数二的私立大学了。她说，这倒是，那边的教育，不是国内能比的。她又谈了一番国外的教育，并对国内的教育模式狠狠地抨击了一番，言语间有些愤懑。这两年我正在读MBA，对这方面也算有所体会。新加坡的教育模式，走的是英国形式，比国内的人性化，但也没她说的那么夸张。我知道她的愤懑源自哪里，新加坡的私立大学，不管多么优秀，文凭拿到中国来，教育部是不认可。这边教育部只认可三所公立大学的学历。

接下来，母亲和她之间，渐渐无话可说。她们之间依然亲切，但时隔多年之后，各自经历的生活差异太大，使她们之间的谈话失去了交汇点。母亲的话题总离不开这座小镇。而王姨的谈话里，已经干净地将小镇剔除掉了。她跟母亲讲她在那边的生意。她现在开了家十几个人的公司，做贸易，主要销售厨具和食品，民以食为天啊，这个世界缺什么都可以，但不能缺厨具和食品，因此她的生意做得不错。在那边，她拿了绿卡，买了房，也买了车，这个鬼地方，房子一卖，她就用不着再回来了。她对母亲说：“什么时候你也过去玩玩，费用算我的。”

母亲沉默着，没说话。她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在她和王姨的谈话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见母亲没有表态，王姨把脸转向我，对我说：“有时间你得带你妈过去玩玩，好好看看新加坡。”

我说：“好的。”

母亲看了看我，低下头去喝水。她有个习惯，心里不自在时，就爱喝水。

接下来，我和王姨谈房子的事。其实也没什么要谈的，这栋房子属于农村自建房，无需去房产局过户，免去了一大堆繁琐的手续。她和母亲这么熟，我也没打算讲价。我们很快就达成一致，全款三十五万，十万定金，先以现金方式支付，剩下的二十五万，等我回新加坡后转账给她。她把拟好的合同拿出来，双方签好字之后，把钥匙交给我，说她收拾收拾，明天回新加坡，后天我们就可以住进来了。

回到家里，我重重地松了口气。母亲说得没错，还是熟人确实好办事，因为王姨，半天时间不到，我就了却了一桩缠绕八年之久的心事。我得感谢这位事业有成的女人。可母亲心里却有些不太自在，因为王姨把家具也折算了进去。她说没想到人都会变。我说，这很正常，她现在是商人了，利益至上。再说了，我们没占便宜，但至少也没吃亏。您说是吗？我问母亲。母亲答非所问地说：“新加坡有什么好的。”我对母亲说：“当然比不上这里了。”母亲就笑了。

春节过完，我回到新加坡，把母亲也带了过来。她嘴里说着不想来，但当我在县城里给她办好护照时，她脸上明显写着一种满足的表情。也许，这就是天下所有母亲在儿子面前的表达方式吧。

我花三天时间，带母亲去了金沙、鱼尾狮、滨海湾花园，圣淘沙、乌节路等景点。新加坡大部分景点都是免费的，母亲玩得很满足，这些世界一流的城市景观和人工美景，极大地满足了她对这座城市的期望。母亲很喜欢这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就不肯出门了。她说新加坡太小，绕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地方，她觉得有些腻。她开始怀念起家乡那座小镇来，相比之下，她觉得还是中国好。她问我，以后没打算回国了吗？我说，暂时先待着吧。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是不想回去，而是回不去了。故乡这东西，离开之后，就像一条连结着母体的脐带被一把剪刀剪断，很难再次建立起亲密的连接。

元宵节的前一天，母亲突然想起了王姨，计划着要和她见一面。好不容易来趟新加坡，是应该聚一聚的，两家人在一起，也好热热闹闹地过个节。她让我带她去商场逛了一个上午，买了两身衣服，顺便做了个头发，回到住处，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对自己焕然一新的形象很满意。她高高兴地打了个电话。王姨接了。电话里她很高兴。俩人拉了些家常。当母亲说她到了新加坡，并诚恳邀她一起过元宵节的，电话里的热情顿时凝结了，语气急转直下，全然没有了刚接通电话时的喜悦。她说，我的老姐姐，过什么元宵节啊，这里是新加坡，不是中国，中国人才过元宵节。然后她问母亲：“姐，你还有别的事吗？”

母亲说：“别的事倒没有……”

她说：“没有我就先挂了，现在正忙着呢。”

母亲叹了口气。她说，新加坡怎么啦，过个节的时间都没有吗？我告诉母亲，这边的人都这样，时间宝贵。

事实的确如此，我在新加坡八年，从没跟同事吃过一顿饭，在新加坡人的观念里，工作关系绝不带入私人生活。母亲说，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也看不出跟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说，这倒是，几百年前，他们就是中国人，但现在，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香蕉”。母亲问我，为什么新加坡人叫香蕉？我说，心是白的，皮是黄的。母亲听了会心一笑，她明白我在表达什么。

为了满足母亲的过节心理，元宵节这天晚上，我带她去了牛车水。牛车水就是新加坡的唐人街，以前华人都是用牛车拉水，所以牛车水这个名字就叫开了，比唐人街更加响亮。每年元宵节，这里都会有灯展，华人，传统的活动，来唤醒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中国情结。盛大，母亲高兴不已，母亲说，谁说新加坡不过元宵啊。我笑了笑，没回话，我知道母亲心里还在生王姨的气。

后来母亲逛累了，想吃汤圆，我便带她去珍珠坊后面的小贩中心。小贩中心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也叫熟食中心或食阁，每个街区都会有一两家，小小空间里，汇集着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吃汤圆的人很多，熙熙攘攘。我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找到一张桌子。我和母亲坐下之后。一位杂工模样的妇女过来了，寄着条蓝色围裙，额前一缕头发凌乱地垂挂下来。当我不经意间看到她的脸时，我吓了一跳，这张脸我分明认识。她低头弯腰，手里抓着一块抹布，开始擦拭紧挨在我们旁边的一张桌子。这副落魄的样子，与我在家乡见到的那位体面的女人判若两人。

母亲也看到了，这女人擦完桌子，经过我们身边时，抬了下头，与母亲四目相对，她的目光就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迅速弹回去。她攥着那块抹布，慌慌张张地逃进了隔壁的一家小店里。母亲愣了片刻，似乎在确认着什么，当她回过神来之后，顾不上再吃汤圆，拉着我转身就走。

我说：“那不是王姨么。”

母亲说：“不是，你认错人了。”

我说：“长得很像。”

母亲说：“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说完她拽着我的胳膊，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小贩中心。在巷子的拐角处，我停下来，忍不住回头往身后看了一眼。这女人从小店里又出来了，仍然弯着腰，利索地忙碌着，生活的艰辛很直观地挂在脸上，就像一张面具，让她的五官变得十分地模糊。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

我对母亲说：“我的确是认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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