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故事：芸儿

导读：国内省会城市的中产阶级，为了女儿前程，一家人放弃国内优渥的条件，办了陪读签证，带着女儿来新加坡读书。陪读签证不能务工，靠妈妈做家政钟点工，爸爸做建筑工人，十年如一日，养活一家人......

正文：

跟女友单娜分手那年，我深受打击。房子里到处都是单娜的痕迹，我决定换个环境生活，找间海边公寓，每天能看到大海，心情或许也会变好一点。新加坡是个岛国，四面环海，靠海的公寓不少，价格都偏贵，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不过运气还不错，通过狮城论坛，在靠近东海岸的LAGOON VIEW公寓，找到了一个便宜的房间，公共浴室，每个月七百新币，包水电费。

我的邻居是一个三口之家，他们的房间面积稍大点，能放下一张一米五的大床和一个一米二的小床。父母睡大床，女儿睡小床。他们和我共用浴室。在浴室里，他们放了一个大篮子，里面放着一家人的洗漱用品。住得虽然简陋，但他们一家人的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穿着也普通，然而很干净，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教养良好的家庭。只是不知为何沦落至此。我心里虽然好奇，也不便打听。各过各的，同一屋檐下，两不相干，旅居国外的中国人都这样。

他们的女儿十三岁，长得很清秀。我和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屋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碰到时，做父母的总是会微笑点头，算是打招呼，母亲让我叫她冯姐，并告诉我她老公姓赵，叫他老赵就行，女儿叫芸儿，很好听的名字。和女儿第一次见面时，她有些羞涩，不喜欢说话，过不了几天，习惯了我存在，面对我时，神情便自然了许多，但依然不和我说话。

冯姐夫妇工作都很忙，冯姐一般晚上六七点才回，老赵回来得更晚，有时八九点，有时甚至十一二点，周末也不休息。我猜不出他们的职业，可想而知，蓝领性质的工作可能性比较大。女儿在附近的勿洛中学读中一，早上去得早，下午三四点就回。到家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上洗手间，基本不出门，直到第二天早上。

这种老式公寓隔音不好，除非故意压低声音，隔壁房间里正常对话我几乎都能听清楚。每天六点多，冯姐就起床了，替女儿准备早餐。做好早餐，才叫丈夫和女儿起床。住久了，她也知道隔音不好，所以尽量轻手轻脚，跟丈夫女儿讲话也尽量轻声细语。她以为我听不到或听到也听不清，但事实上我的耳朵很尖，凝神去听，很多时候都能听出个大概。我不是故意的，我睡眠不好，早上又太安静，在静沁的环境里，声音的穿透力更强。老赵一听冯姐叫，马上就起来了。芸儿喜欢赖床，要叫几次才肯起身。他们一家吃饭时，冯姐喜欢劝饭，让她的丈夫和女儿多吃一点，说多吃一点才有力气干活。老赵总是嗯嗯地答应，一副老实听话的样子。可有一次，我听到老赵发火了，他大声说，我知道了，我想吃自然会吃的。老赵一发火，冯姐就不作声了。或许是怕我听到。

晚上，冯姐回到家，替一家人准备晚餐。老赵回家晚，冯姐会给芸儿带回一个蛋糕或那种一块钱一盒的马来糕点，让她垫垫肚子。冯姐做好饭，等老赵回家一起吃，一家人的晚餐通常在晚上十点才开始。有时老赵会喝一点白酒，一般是小瓶的北京二锅头，这种酒全新加坡只有昇生超市才有卖，一百毫升十二新币。老赵回到家，洗手上桌，从橱柜里掏出小酒瓶，一个小酒杯，倒出三分之一，盖好瓶盖，再放回去。老赵端着酒杯，啜一小口，润润嘴，然后一口一杯，毫不含糊，酒下肚，松口气。看喝酒架势，便知是个好酒之人。一杯酒，意犹未尽，冯姐见老赵嘴还馋，便劝老赵多喝一杯。老赵说，这里酒贵，尝尝就好，一口酒四新币，在勿洛老巴刹可以买两份鸡饭了。冯姐说，烟酒都戒，难为你了。老赵说，这不都是为了女儿嘛。喝完酒，老赵坐下来吃饭，说话很少。但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听到过芸儿的说话，她总是默默地吃，吃完了，就做功课，看书。除了吃饭，她一天到晚坐在她的小书桌前，非常用功。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全部时间放在学习上的学生。

芸儿每天早上七点半坐三十六路公交车去学校，这路车的终点站是勿洛地铁站，我也同样七点半坐这趟车去上班。按理说我们碰到的概率非常高。天天结伴也不为奇，可是我们没有碰到过。刚开始我不以为意。谁会去注意一个小孩呢！后来有一天冯姐要送她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和她们母女一同出门，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了一会，才知道芸儿的出行时间和我一致。我奇怪地看了看芸儿，芸儿目光躲闪，我心里恍然大悟，芸儿是在刻意躲避我，她早上一直会倾听隔壁的声音，听到我离开房间，过三分钟，她才出门，这样，我们就恰好错过坐同一班车的机会。

芸儿为什么要躲避我呢？这让我很好奇。有一天早上，我故意在推后时间，在房间里不出声，芸儿听不到声音，以为我趁她不注意走了。于是，她也背着书包开门出去，正好碰到我打开房门往外走，她看到我，愣了一下，便转过身，快步往楼道里走去。我跟在芸儿身后，我没有跟芸儿搭话，她看起来并不友好。我们走到公交站台，她站得离我远远的，面无表情。车来了，我们一前一后上车，座位也选得离我远远的，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兔子。

从那以后，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我并不想让芸儿不安。每年六月是新加坡假期，一个月时间里，我注意到这个过分安静和乖巧的小孩一天都没有出过门。她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交流，一天到晚都在房间看书，这样的孩子肯定有问题。我在百度查了一下这种情况，基本上确认这孩子得了严重的自闭症。多乖的小女孩！却不想面对外面的阳光，像一只胆小的蜗牛，与世隔绝，整天把自己缩在壳里。我对这个孩子和这一家人产生了兴趣，想找机会了解他们的故事。

有一天，冯姐在打扫客厅卫生，那是我们的公共空间。这是个机会，我走过去说给冯姐帮忙。冯姐说不用，说这是她的分内事。冯姐真是个好人，但我也坚持。冯姐便给我一块湿抹布，让我帮着抹抹桌子。我一边抹桌子一边问冯姐，芸儿呢？冯姐说在房间看书。这个答案不用猜我也知道。我继续找话题攀谈，我说芸儿这样用功成绩一定很好吧。做父母的都喜欢谈自己的儿女，冯姐也一样，芸儿那么用功学习，我以为她成绩一定很好。没想到冯姐长长叹了口气，说芸儿虽然是很努力，但成绩却一直上不去，上个学期竟然三科都不及格。

我问，为什么这样呢？

冯姐说，主要是语言的问题，在国内每次考试都是拔尖的，来了新加坡成绩降得厉害，这里课本全是英文的，老师讲课也全用英文。

如果只是语言问题，我想我可以帮忙。我对冯姐说，我周末没事做，可以帮芸儿补习英语。

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这个承诺说不定会影响我自己的学业，我正在攻读硕士学位。

冯姐听了我的话，面露欣喜，但转瞬即逝，她说她很感激我能这么说，但他们付不起补习费。

没想到冯姐以为我想赚补习费呢。我跟她说，我们住在一起，也算一家人，不收钱。

冯姐说，那怎么可以呢！我们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感谢你。

看来不让冯姐付出点什么，她是不会接受帮助的。我灵机一动说，那你请我吃油泼粉吧，每次看你们做，我都想吃，不过不好意思开口。

我赞扬冯姐的厨艺，她很开心。说改日不如撞日，今晚就做，让我跟他们一家一起吃饭。

我答应了。随后我们又聊起曾经在国内的生活。冯姐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说话就没有了顾忌，原来冯姐和老赵来自西安一个国营军工机械厂，冯姐是会计，而老赵是车队队长，来到新加坡，不懂英语，冯姐挂靠在一家家政公司做钟点工，十元一小时。而老赵在西部裕朗那边的建筑工地做事。他们曾经在国内都有体面的工作，特别是车队队长，是个肥差，生活应该比一般人滋润，为什么会出国受这个苦呢？我不明白，聪明人都知道怎么做选择。

“大家都说新加坡教育好，中西结合，双语教育，还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 冯姐说他们为了女儿，吃些苦不算啥。我点头表示赞同，国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是父辈二代人的宝贝和希望。

冯姐接着说：“前两年还好，有点积蓄，在新加坡也能住得起大房子。没想到两年前我的腿疾发作，医生说要住院手术，拖下去有截肢的风险。医生的话把我们吓住了，老赵坚持让我马上手术，没想到术后创口发炎，来来回回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新加坡的医疗贵得离谱，我们又没有保险，积蓄就这样被掏空了。后来，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开销，搬到现在这个小房间，我和老赵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补贴家用和芸儿的学费。

为什么不考虑回国呢？我问道。

冯姐叹了口气，说：“当年出国时风风光光，这样子回国，让脸往哪儿搁？”

我明白了，很多时候，国人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要。

这是我和冯姐说话最多的一次，在异国他乡大家都不容易，冯姐也需要倾诉，她当晚就给我专门做了油泼粉。说实话，那是我吃过口味最好的粉。冯姐在一边做，我在一边看，她先准备食材，选用的是小指粗的乌东粉放入一个大碗，把葱蒜剁碎，铺在粉条上，再加点姜丝和辣椒，然后切几片猪肉，煎一个鸡蛋，取两三片蔬菜叶和香菜也同时放入碗里，用筷子搅拌一下，让粉条全露出来。把食材准备妥当，那边煤气炉上一锅花生油已经被烧得滚烫，似乎再多一会就冒出火花，这时候的火候最好。冯姐让我避开点，她端着锅的把手，把锅里的油均匀地浇到粉条上，粉条杯烧得吱吱作响。不一会，油逐渐冷却，香气扑鼻。冯姐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四碗，我和她家人每人各一碗。

吃饭的时候，冯姐跟大家宣布了我给芸儿做英文辅导的消息。老赵很高兴，硬要把存酒拿出来和我喝两杯，我一再申明不会喝酒他才作罢。芸儿没说话，只顾吃碗里的粉，似乎这件事和她无关，吃完她就回房间学习去了。冯姐说，这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我本想和冯姐提提自闭症，可我不是医生，担心这样贸然说出来，会让她和老赵都难过，芸儿毕竟是他们的希望和精神支柱。于是，我便打消了提这件事的念头。

周末很快就到了，冯姐夫妇照常出门工作，他们俩的工作全年无休。我开始给芸儿补习，我让芸儿来客厅，这样空间大一点。芸儿不愿意离开她的小书桌。我只好自己找了个小凳子坐在她身边。芸儿手里拿了本书在看，我问她在看什么，她说是语文课本。我拿过来翻了翻，上面都是英文课文，课文下面配有生词生字，对生词生字的解释也是英文。这样的课本，不懂英文是读不进去的。冯姐和老赵英语都不好，只认识几个简单的单词，的确没法辅导孩子。我又看了看她的科学和数学课本，所有课本上面都是干干净净，连折页的痕迹也没有。我才意识到，芸儿躲在房间里根本没看书，拿着书本只是在装样子。

我发现了芸儿的小伎俩，芸儿却无所谓。她的样子让我生气，我现在是她的老师，我可以表现得严肃一点。我问芸儿，你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芸儿不说话，我以为她没听懂，解释说，什么时候开始装的？芸儿说，我不要你管。芸儿的语气带着烦躁和不满，似乎她做的才是正确的事，而我却在剥夺她的权力。芸儿的回答，让我愤怒，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应该这样冷漠。我提高音调，质问芸儿，你这样做，对得住你父母吗？他们放弃了国内的一切，那么辛苦供你读书，而你却装模作样欺骗他们。芸儿低着头，不吱声。我继续说，想想他们吧，为了他们，你也应该要努力读书，你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他们连酒都不舍得多喝一口，省出钱来给你买IPAD学习，而你把他们的辛苦钱不当回事，你不害臊吗？

我说得很严厉，希望能给芸儿一剂猛药，让她回心转意，用心读书。没有人跟芸儿这样讲过话，芸儿哭了。我意识到我的话太重了，毕竟她只是个孩子。我递给芸儿一卷纸巾说，对不起，你好好想想吧，想通了，学习才事半功倍。

我跟芸儿说完我该说的便回房了，没有再打扰芸儿，她已经是中学生，有思考能力，应该多给她点时间思考。晚上，冯姐和老赵都提前回来了，他们急切地想知道芸儿的学习情况。我告诉他们，芸儿的基础很好，把英语这一关突破了，很快就能跟上同学进度的。我并没有说芸儿的任何坏话，说出来只会让他们更焦虑，语言关的确是成绩差的最好借口，芸儿其实很聪明。芸儿听到我没有告状，反而表扬她，看我的眼里有了感激。我做对了，芸儿有了感情表现，不再是冷冰冰的，这也是进步。

第二天周日，我也没有让芸儿学习，磨刀不误砍柴工，我只是问芸儿喜欢吃什么。她说KFC，我给她叫了一个全家桶外卖。芸儿吃得很开心，她说她以前经常吃，但近两年没有吃过了。全家桶要五十新币，相当于她一周的生活费。冯姐有时候想买给芸儿打打牙祭，但芸儿坚持不要，说讨厌那些鸡脚鸡翅，太油腻，又上火。其实芸儿只是替她妈省钱，她其实是个懂事的女儿。我昨天其实错怪她了。我跟她说对不起。芸儿说她接受我的道歉，条件是让我不要跟她母亲提起她吃了KFC。我完全同意。我的努力有了突破，我感觉到了芸儿的信任。

芸儿上学时不再躲避我，我们一起走去公交站，一起坐三十六路车，她去上学，我去上班，我像个大哥哥，关心着芸儿。第二个周末，我们仍然没有开始学习，我买了很多芸儿喜欢的零食藏在我的房间，陪她吃零食，随心所欲地聊天。我想找到她抗拒学习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治本。当我认为芸儿对我有了足够的信任的时候，我逐渐把话题往学习上引。我跟芸儿说，你有什么苦闷，都跟我说出来吧，我发誓，不告诉她父母。芸儿很相信我，我上一周攻破了她的第一道防线，KFC和零食帮我又攻破了她的第二道防线。芸儿说，她讨厌自己成为父母全部的希望，她讨厌父母为她不惜一切的付出，她讨厌父母把她带到新加坡，她英语不好，同学们没人愿意跟她交流，没人愿意跟她做朋友，就算有人愿意跟她做朋友，她也不愿意和他们出去，一出门就要花钱，她没钱，她更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她爸爸是建筑工人，她妈妈是钟点工……说着说着，芸儿哭了，哭得好伤心。她抽噎着说，她好怀念在西安读小学的日子，那时同学们都围绕着她转，她是同学们眼里的公主……

原来是这样！父母太过沉重的希望才是压垮她的最后稻草。她还是个孩子，却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包袱，既然无力给它松绑，那就破罐子破摔，撑过一天算一天了。可怜的孩子！我走近芸儿身边坐下，让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芸儿需要一个依靠。我说，芸儿，相信哥哥，以后哥哥会帮助你，跟你一起面对和克服困难，哥哥就是你的好朋友。

芸儿终于接受了我的友情，我跟冯姐一家做了三年的邻居，那是我在新加坡住得最久的地方。在那三年里，我身兼多职，既是芸儿的辅导老师，又是她的哥哥，也是她的好朋友。芸儿的成绩大有长进，虽然不拔尖，但也在中间水平，考上理工学院应该没问题。而我的报酬，就是冯姐亲手做的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油泼粉。那味道可真让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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