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故事:芸儿

作者:陈志清来源:《我在新加坡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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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国内省会城市的中产阶级,为了女儿前程,一家人放弃国内优渥的条件,办了陪读签证,带着女儿来新加坡读书。陪读签证不能务工,靠妈妈做家政钟点工,爸爸做建筑工人,十年如一日,养活一家人......


正文:

跟女友单娜分手那年,我深受打击。房子里到处都是单娜的痕迹,我决定换个环境生活,找间海边公寓,每天能看到大海,心情或许也会变好一点。新加坡是个岛国,四面环海,靠海的公寓不少,价格都偏贵,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不过运气还不错,通过狮城论坛,在靠近东海岸的LAGOON VIEW公寓,找到了一个便宜的房间,公共浴室,每个月七百新币,包水电费。

我的邻居是一个三口之家,他们的房间面积稍大点,能放下一张一米五的大床和一个一米二的小床。父母睡大床,女儿睡小床。他们和我共用浴室。在浴室里,他们放了一个大篮子,里面放着一家人的洗漱用品。住得虽然简陋,但他们一家人的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穿着也普通,然而很干净,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教养良好的家庭。只是不知为何沦落至此。我心里虽然好奇,也不便打听。各过各的,同一屋檐下,两不相干,旅居国外的中国人都这样。

他们的女儿十三岁,长得很清秀。我和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屋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碰到时,做父母的总是会微笑点头,算是打招呼,母亲让我叫她冯姐,并告诉我她老公姓赵,叫他老赵就行,女儿叫芸儿,很好听的名字。和女儿第一次见面时,她有些羞涩,不喜欢说话,过不了几天,习惯了我存在,面对我时,神情便自然了许多,但依然不和我说话。

冯姐夫妇工作都很忙,冯姐一般晚上六七点才回,老赵回来得更晚,有时八九点,有时甚至十一二点,周末也不休息。我猜不出他们的职业,可想而知,蓝领性质的工作可能性比较大。女儿在附近的勿洛中学读中一,早上去得早,下午三四点就回。到家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上洗手间,基本不出门,直到第二天早上。

这种老式公寓隔音不好,除非故意压低声音,隔壁房间里正常对话我几乎都能听清楚。每天六点多,冯姐就起床了,替女儿准备早餐。做好早餐,才叫丈夫和女儿起床。住久了,她也知道隔音不好,所以尽量轻手轻脚,跟丈夫女儿讲话也尽量轻声细语。她以为我听不到或听到也听不清,但事实上我的耳朵很尖,凝神去听,很多时候都能听出个大概。我不是故意的,我睡眠不好,早上又太安静,在静沁的环境里,声音的穿透力更强。老赵一听冯姐叫,马上就起来了。芸儿喜欢赖床,要叫几次才肯起身。他们一家吃饭时,冯姐喜欢劝饭,让她的丈夫和女儿多吃一点,说多吃一点才有力气干活。老赵总是嗯嗯地答应,一副老实听话的样子。可有一次,我听到老赵发火了,他大声说,我知道了,我想吃自然会吃的。老赵一发火,冯姐就不作声了。或许是怕我听到。

晚上,冯姐回到家,替一家人准备晚餐。老赵回家晚,冯姐会给芸儿带回一个蛋糕或那种一块钱一盒的马来糕点,让她垫垫肚子。冯姐做好饭,等老赵回家一起吃,一家人的晚餐通常在晚上十点才开始。有时老赵会喝一点白酒,一般是小瓶的北京二锅头,这种酒全新加坡只有昇生超市才有卖,一百毫升十二新币。老赵回到家,洗手上桌,从橱柜里掏出小酒瓶,一个小酒杯,倒出三分之一,盖好瓶盖,再放回去。老赵端着酒杯,啜一小口,润润嘴,然后一口一杯,毫不含糊,酒下肚,松口气。看喝酒架势,便知是个好酒之人。一杯酒,意犹未尽,冯姐见老赵嘴还馋,便劝老赵多喝一杯。老赵说,这里酒贵,尝尝就好,一口酒四新币,在勿洛老巴刹可以买两份鸡饭了。冯姐说,烟酒都戒,难为你了。老赵说,这不都是为了女儿嘛。喝完酒,老赵坐下来吃饭,说话很少。但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听到过芸儿的说话,她总是默默地吃,吃完了,就做功课,看书。除了吃饭,她一天到晚坐在她的小书桌前,非常用功。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全部时间放在学习上的学生。

芸儿每天早上七点半坐三十六路公交车去学校,这路车的终点站是勿洛地铁站,我也同样七点半坐这趟车去上班。按理说我们碰到的概率非常高。天天结伴也不为奇,可是我们没有碰到过。刚开始我不以为意。谁会去注意一个小孩呢!后来有一天冯姐要送她去学校开家长会,我和她们母女一同出门,我们一边走,一边聊了一会,才知道芸儿的出行时间和我一致。我奇怪地看了看芸儿,芸儿目光躲闪,我心里恍然大悟,芸儿是在刻意躲避我,她早上一直会倾听隔壁的声音,听到我离开房间,过三分钟,她才出门,这样,我们就恰好错过坐同一班车的机会。

芸儿为什么要躲避我呢?这让我很好奇。有一天早上,我故意在推后时间,在房间里不出声,芸儿听不到声音,以为我趁她不注意走了。于是,她也背着书包开门出去,正好碰到我打开房门往外走,她看到我,愣了一下,便转过身,快步往楼道里走去。我跟在芸儿身后,我没有跟芸儿搭话,她看起来并不友好。我们走到公交站台,她站得离我远远的,面无表情。车来了,我们一前一后上车,座位也选得离我远远的,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兔子。

从那以后,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我并不想让芸儿不安。每年六月是新加坡假期,一个月时间里,我注意到这个过分安静和乖巧的小孩一天都没有出过门。她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交流,一天到晚都在房间看书,这样的孩子肯定有问题。我在百度查了一下这种情况,基本上确认这孩子得了严重的自闭症。多乖的小女孩!却不想面对外面的阳光,像一只胆小的蜗牛,与世隔绝,整天把自己缩在壳里。我对这个孩子和这一家人产生了兴趣,想找机会了解他们的故事。

有一天,冯姐在打扫客厅卫生,那是我们的公共空间。这是个机会,我走过去说给冯姐帮忙。冯姐说不用,说这是她的分内事。冯姐真是个好人,但我也坚持。冯姐便给我一块湿抹布,让我帮着抹抹桌子。我一边抹桌子一边问冯姐,芸儿呢?冯姐说在房间看书。这个答案不用猜我也知道。我继续找话题攀谈,我说芸儿这样用功成绩一定很好吧。做父母的都喜欢谈自己的儿女,冯姐也一样,芸儿那么用功学习,我以为她成绩一定很好。没想到冯姐长长叹了口气,说芸儿虽然是很努力,但成绩却一直上不去,上个学期竟然三科都不及格。

我问,为什么这样呢?

冯姐说,主要是语言的问题,在国内每次考试都是拔尖的,来了新加坡成绩降得厉害,这里课本全是英文的,老师讲课也全用英文。

如果只是语言问题,我想我可以帮忙。我对冯姐说,我周末没事做,可以帮芸儿补习英语。

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这个承诺说不定会影响我自己的学业,我正在攻读硕士学位。

冯姐听了我的话,面露欣喜,但转瞬即逝,她说她很感激我能这么说,但他们付不起补习费。

没想到冯姐以为我想赚补习费呢。我跟她说,我们住在一起,也算一家人,不收钱。

冯姐说,那怎么可以呢!我们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感谢你。

看来不让冯姐付出点什么,她是不会接受帮助的。我灵机一动说,那你请我吃油泼粉吧,每次看你们做,我都想吃,不过不好意思开口。

我赞扬冯姐的厨艺,她很开心。说改日不如撞日,今晚就做,让我跟他们一家一起吃饭。

我答应了。随后我们又聊起曾经在国内的生活。冯姐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说话就没有了顾忌,原来冯姐和老赵来自西安一个国营军工机械厂,冯姐是会计,而老赵是车队队长,来到新加坡,不懂英语,冯姐挂靠在一家家政公司做钟点工,十元一小时。而老赵在西部裕朗那边的建筑工地做事。他们曾经在国内都有体面的工作,特别是车队队长,是个肥差,生活应该比一般人滋润,为什么会出国受这个苦呢?我不明白,聪明人都知道怎么做选择。

大家都说新加坡教育好,中西结合,双语教育,还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冯姐说他们为了女儿,吃些苦不算啥。我点头表示赞同,国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儿子也好,女儿也好,都是父辈二代人的宝贝和希望。

冯姐接着说:“前两年还好,有点积蓄,在新加坡也能住得起大房子。没想到两年前我的腿疾发作,医生说要住院手术,拖下去有截肢的风险。医生的话把我们吓住了,老赵坚持让我马上手术,没想到术后创口发炎,来来回回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新加坡的医疗贵得离谱,我们又没有保险,积蓄就这样被掏空了。后来,我们只能尽量减少开销,搬到现在这个小房间,我和老赵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补贴家用和芸儿的学费

为什么不考虑回国呢?我问道。

冯姐叹了口气,说:当年出国时风风光光,这样子回国,让脸往哪儿搁?

我明白了,很多时候,国人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要。

这是我和冯姐说话最多的一次,在异国他乡大家都不容易,冯姐也需要倾诉,她当晚就给我专门做了油泼粉。说实话,那是我吃过口味最好的粉。冯姐在一边做,我在一边看,她先准备食材,选用的是小指粗的乌东粉放入一个大碗,把葱蒜剁碎,铺在粉条上,再加点姜丝和辣椒,然后切几片猪肉,煎一个鸡蛋,取两三片蔬菜叶和香菜也同时放入碗里,用筷子搅拌一下,让粉条全露出来。把食材准备妥当,那边煤气炉上一锅花生油已经被烧得滚烫,似乎再多一会就冒出火花,这时候的火候最好。冯姐让我避开点,她端着锅的把手,把锅里的油均匀地浇到粉条上,粉条杯烧得吱吱作响。不一会,油逐渐冷却,香气扑鼻。冯姐用同样的手法做了四碗,我和她家人每人各一碗。

吃饭的时候,冯姐跟大家宣布了我给芸儿做英文辅导的消息。老赵很高兴,硬要把存酒拿出来和我喝两杯,我一再申明不会喝酒他才作罢。芸儿没说话,只顾吃碗里的粉,似乎这件事和她无关,吃完她就回房间学习去了。冯姐说,这孩子,一点礼貌都没有。我本想和冯姐提提自闭症,可我不是医生,担心这样贸然说出来,会让她和老赵都难过,芸儿毕竟是他们的希望和精神支柱。于是,我便打消了提这件事的念头。

周末很快就到了,冯姐夫妇照常出门工作,他们俩的工作全年无休。我开始给芸儿补习,我让芸儿来客厅,这样空间大一点。芸儿不愿意离开她的小书桌。我只好自己找了个小凳子坐在她身边。芸儿手里拿了本书在看,我问她在看什么,她说是语文课本。我拿过来翻了翻,上面都是英文课文,课文下面配有生词生字,对生词生字的解释也是英文。这样的课本,不懂英文是读不进去的。冯姐和老赵英语都不好,只认识几个简单的单词,的确没法辅导孩子。我又看了看她的科学和数学课本,所有课本上面都是干干净净,连折页的痕迹也没有。我才意识到,芸儿躲在房间里根本没看书,拿着书本只是在装样子。

我发现了芸儿的小伎俩,芸儿却无所谓。她的样子让我生气,我现在是她的老师,我可以表现得严肃一点。我问芸儿,你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芸儿不说话,我以为她没听懂,解释说,什么时候开始装的?芸儿说,我不要你管。芸儿的语气带着烦躁和不满,似乎她做的才是正确的事,而我却在剥夺她的权力。芸儿的回答,让我愤怒,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应该这样冷漠。我提高音调,质问芸儿,你这样做,对得住你父母吗?他们放弃了国内的一切,那么辛苦供你读书,而你却装模作样欺骗他们。芸儿低着头,不吱声。我继续说,想想他们吧,为了他们,你也应该要努力读书,你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他们连酒都不舍得多喝一口,省出钱来给你买IPAD学习,而你把他们的辛苦钱不当回事,你不害臊吗?

我说得很严厉,希望能给芸儿一剂猛药,让她回心转意,用心读书。没有人跟芸儿这样讲过话,芸儿哭了。我意识到我的话太重了,毕竟她只是个孩子。我递给芸儿一卷纸巾说,对不起,你好好想想吧,想通了,学习才事半功倍。

我跟芸儿说完我该说的便回房了,没有再打扰芸儿,她已经是中学生,有思考能力,应该多给她点时间思考。晚上,冯姐和老赵都提前回来了,他们急切地想知道芸儿的学习情况。我告诉他们,芸儿的基础很好,把英语这一关突破了,很快就能跟上同学进度的。我并没有说芸儿的任何坏话,说出来只会让他们更焦虑,语言关的确是成绩差的最好借口,芸儿其实很聪明。芸儿听到我没有告状,反而表扬她,看我的眼里有了感激。我做对了,芸儿有了感情表现,不再是冷冰冰的,这也是进步。

第二天周日,我也没有让芸儿学习,磨刀不误砍柴工,我只是问芸儿喜欢吃什么。她说KFC,我给她叫了一个全家桶外卖。芸儿吃得很开心,她说她以前经常吃,但近两年没有吃过了。全家桶要五十新币,相当于她一周的生活费。冯姐有时候想买给芸儿打打牙祭,但芸儿坚持不要,说讨厌那些鸡脚鸡翅,太油腻,又上火。其实芸儿只是替她妈省钱,她其实是个懂事的女儿。我昨天其实错怪她了。我跟她说对不起。芸儿说她接受我的道歉,条件是让我不要跟她母亲提起她吃了KFC。我完全同意。我的努力有了突破,我感觉到了芸儿的信任。

芸儿上学时不再躲避我,我们一起走去公交站,一起坐三十六路车,她去上学,我去上班,我像个大哥哥,关心着芸儿。第二个周末,我们仍然没有开始学习,我买了很多芸儿喜欢的零食藏在我的房间,陪她吃零食,随心所欲地聊天。我想找到她抗拒学习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治本。当我认为芸儿对我有了足够的信任的时候,我逐渐把话题往学习上引。我跟芸儿说,你有什么苦闷,都跟我说出来吧,我发誓,不告诉她父母。芸儿很相信我,我上一周攻破了她的第一道防线,KFC和零食帮我又攻破了她的第二道防线。芸儿说,她讨厌自己成为父母全部的希望,她讨厌父母为她不惜一切的付出,她讨厌父母把她带到新加坡,她英语不好,同学们没人愿意跟她交流,没人愿意跟她做朋友,就算有人愿意跟她做朋友,她也不愿意和他们出去,一出门就要花钱,她没钱,她更不愿意让同学们知道她爸爸是建筑工人,她妈妈是钟点工……说着说着,芸儿哭了,哭得好伤心。她抽噎着说,她好怀念在西安读小学的日子,那时同学们都围绕着她转,她是同学们眼里的公主……

原来是这样!父母太过沉重的希望才是压垮她的最后稻草。她还是个孩子,却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包袱,既然无力给它松绑,那就破罐子破摔,撑过一天算一天了。可怜的孩子!我走近芸儿身边坐下,让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芸儿需要一个依靠。我说,芸儿,相信哥哥,以后哥哥会帮助你,跟你一起面对和克服困难,哥哥就是你的好朋友。

芸儿终于接受了我的友情,我跟冯姐一家做了三年的邻居,那是我在新加坡住得最久的地方。在那三年里,我身兼多职,既是芸儿的辅导老师,又是她的哥哥,也是她的好朋友。芸儿的成绩大有长进,虽然不拔尖,但也在中间水平,考上理工学院应该没问题。而我的报酬,就是冯姐亲手做的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油泼粉。那味道可真让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