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故事：米拉

导读：女佣，是一个在发达国家很常见，在国内一线城市也越来越普及的行业，这个行业里，专业度以菲律宾为最，印尼次之。她们对主人的附从与国内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本文主人公与青春印尼女佣的一段情缘让读者或一窥究竟......

正文：

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都比较轻松，无所事事。室友小胖总是鼓励我出去走走，交朋识友，他也带我参加过几次派对，教我些跟女生们搭讪的方法，可我生性腼腆，那些方法一个都没用上。小胖是个派对老手，经常能从派对上带女孩子回家，我只有羡慕的份，于是去了几次我就不去了，那是小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眼不见为净，我宁愿窝在家翻看FACEBOOK，容易打发时间。

FACEBOOK真是个神奇的网络，它把全世界认识不认识的人都连在了一起，在朋友的朋友的好友栏里，我看到了米拉的相片。米拉是个年轻的女孩，来自印尼爪哇，眼神清澈，剪了一头短发，看起来像个清秀的小男生。第一眼感觉挺好，我便加了她为好友，过了几天她才通过，看来她上FACEBOOK的频率并不多。

认识米拉后，我们并没有特别关注对方。米拉偶尔会秀一下美食图片，或者和三五个朋友的自拍，她的朋友们也都是印尼人，有些还包着黑纱巾，她的这些朋友们又黑又矮，米拉在里面有如鹤立鸡群。每看到米拉发图，我都会给她点一下赞，举手之劳的事情，我觉得没必要吝啬。从米拉发布的位置信息来看，她都在东海岸路附近活动，我甚至认出她有一张照片背景就是我常去吃饭的食阁，这让我有些惊喜，再次去食阁吃饭时，我下意识地环顾四周，或许，那些排着队点餐的人里就有那个短发的清秀女孩。

我们在FACEBOOK上的点赞式交流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我收到米拉的站内信息，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忙翻译一下文件。我说当然可以。她发过来一款某国内品牌榨汁机的中文说明书，不出半个小时，我就给她翻译成英文发回给她。她对我很感谢，我顺势问她有没有用WHAT'S APP，她给了我一个笑脸，不一会儿，就把她的WHAT'S APP号码发给了我。

从FACEBOOK转移到WHAT'S APP对我们的友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的沟通迅速增多，我知道了她的职业和故事，她在WOOMOONCHEW路的一个华人家庭做女佣，照顾一位华人老太太。米拉来自爪哇中部的棱罗，那是一个古老的皇城。她在新加坡孤身一人，母亲在香港，也是做佣人，她和她母亲做佣人的收入每个月都要按时寄回棱罗，供她两个弟弟读书。她说她原来在勿洛养老院做护工，工资很低。后来碰到了现在的主人，愿意给她涨工资，于是就跳了槽。

原来米拉是个女佣，越了解米拉，我就越纠结是否要继续交往。我宁愿她是护工，甚至清洁工，也不愿意她是女佣，一想到女佣，我便想到城市广场及附近的草坪那些黑瘦的女孩子们，每个周日，成百上千，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整个区域都是女佣们的世界，她们一待就是一整天，穿着廉价的衣服，购买廉价的物品，享用廉价的食品。女佣们聚集的地方，也吸引了许多猥琐的印度劳工，他们目光敏锐，穿行在女佣堆里，寻找猎物，释放他们的过剩的荷尔蒙。总之，女佣是这个国家里最底层的阶层，只有处在同样底层的印度或孟加拉建筑工人们把她们当回事。如果我和米拉交往，室友们、同事们和朋友们会怎样看我呢？我不敢想象。更不敢想象我自己也会成为被我和我的朋友们鄙夷的那些色迷迷的印度劳工。我不是个阶级主义者，认同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可现实里，我却不敢面对世俗的挑战。我退缩了。

我不再主动给米拉发信息，米拉发过来的信息我也不再及时回复。米拉是个聪明的女孩，她应该猜测到了我的想法，于是也减少了跟我的联系，我们将渐行渐远，我松了口气。

每年十一月开始，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是新加坡的雨季，在此期间，每天都会有几场阵雨，淅淅沥沥，不停地敲打着海外游子的心，让人不由伤感。室友小胖和伟斌出去约会了，我一个人待在房间看书，时间过得很无聊，正当我决心出去找点什么事做的时候，手机响了，WHAT'S APP有信息进来，我一看，吃了一惊，竟然是许久没有联系的米拉。米拉说，她的主人外出了，她有半天的空余时间，问我有没有空和她见一面。我握着手机，考虑了好一会，决定见一见米拉。我跟米拉说可以，问她在哪里碰面。没想到米拉说，她正在我家楼下。我拉开窗帘，果然看到一个留着短发，面容清秀的女孩在门廊下躲雨。

我赶紧跑过去开门，把米拉迎了进来。我穿着及膝短裤，简单的T恤，脚踏一双人字拖，一副懒散的样子。我没想到第一次跟米拉见面竟是这样一种情景，真实的米拉比照片上要瘦，皮肤没照片那么白，但五官比照片上更好看，雨丝淋到了头发，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让米拉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给米拉倒了杯热茶。我问米拉为什么会在我家楼下？米拉说主人不在，她想出来透透气，走到街口就下雨了，在我家门廊上躲雨时想到了我。原来这样，我记起我们交换过住处地址，她住在WOOMOONCHEW路的主人家里，我住在相连的东海岸路，相距其实不到一公里。米拉英语说得还算比较流利，不过带着很明显的印尼口音，并不影响交流。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陪米拉闲聊，双眼却不停地瞟向门口，生怕小胖和伟斌突然开门进来。我一边应付米拉，一边思考着该怎样应对假想的情况。米拉气质还不错，跟一般佣人不同，我可以说是我们印尼分公司的同事，小胖他们应该不会怀疑。

米拉看出我心不在焉，知道我在想什么，她主动提出去我房间坐坐。

我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没有椅子。

她说，那就坐床上吧，我不介意。

我也不介意，我并不是愣头青，知道米拉说出这话意味着什么。我把米拉带进我的房间，她看到我的浴巾挂在墙上，说要用它擦头。我说可以。米拉走过去，取下浴巾，对着镜子擦头发，动作娴熟，像是在自己家一样自然。她背对着我，带着印尼女孩特有的翘臀细腰，曲线迷人。我已经管不住自己的理智了，此刻的米拉，对我来说，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她是做什么的，跟她交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都不再重要，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她。我没有再犹豫，走过去，从后面抱住米拉，把她按倒在床上。

我和米拉在床上消磨了整个下午，她依偎在我的怀里，像猫一样温驯。我打定主意，决定让米拉成为我的正式女友，我的收入相对比较高，有余钱支持米拉找到一份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她可以住到我的房子，我们可以像夫妻一样过日子。小胖和伟斌刚开始肯定会嘲笑我，但日久见人心，久了他们也会接受现实的。况且这是我的私事，其实与他们也没什么关系。

米拉离开后，我依然沉浸在对未来的生活的美好幻想里。小胖和伟斌回来时，看到我的样子，问我碰到什么好事，我毫不保留，将和我米拉的故事以及未来的规划说了出来。小胖和伟斌都不约而同地笑话我想女人想疯了。知会他们是我的礼貌，我可不会理会他们的反对，不过我的做法的确很疯狂，人生这么漫长，疯几次或许也无妨。

我万万没有想到，事情并没有朝我想象中的方向前进。我和米拉失联了，WHAT'S APP不回，电话不通，FACEBOOK不再更新。我慌了，鼓起勇气跑去她的主人家，给我开门的是一个矮胖的印尼姑娘，她狐疑地看着我，我问她米拉在不？

她说，米拉回国了。

我问她米拉什么时候回新加坡？

印尼姑娘说，她不回来了。她看我不像坏人，便跟我大概说了一下米拉的情况，原来米拉父母给米拉相了个对象，男方在棱罗开了家小餐馆，收入可以养活一家人，于是米拉便回国嫁人了。

我不敢置信，却不得不信，事实已不可改变。小胖和伟斌对我闹的这个乌龙笑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安慰我，说至少睡了一次，没有吃亏。我骂他们混蛋，他们反倒笑得更厉害了。

我心里难受，总是懊恼自己没有及早把握机会。好几次，我都瞒着小胖和伟斌，独自跑去城市广场，像那些猥琐的印度劳工一样，在印尼女佣堆里搜寻，希望碰到另一个米拉。尽管偶尔也能碰到一些女人们挑逗的目光，那些女人黑胖臃肿，我总是落荒而逃。我这才明白，米拉只有一个，我的世界再也不会有另一个米拉。世上并没有后悔药吃，我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过了好几个月，这件事才在我心中慢慢淡忘，米拉的形象也逐渐变得模糊，我把她密封存在心底的一个角落。

后来，我申请了MDIS的硕士课程，我的同学莫文是一个中国新移民，他和妻子雪莉勤奋节俭，好学上进，他们买了一套政府组屋，生了个大胖儿子。莫文总会跟我说他闯荡新加坡的故事，说起十多年前，他才二千多一个月，而雪莉在一家小作坊打黑工的工资才八百元，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十多年来，一步一个脚印，现在莫文已经升了好几级，现在职位是首席工程师。而雪莉，凭自己的努力，拿到了国际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在一家大公司做会计，收入不菲，他们因此步入新加坡中等收入阶层。忆苦思甜，莫文说这些经历时很自豪，他有这个资格自豪。他看不惯我的大手大脚，总是告诫我要节俭，好好地在国内物色一个对象，带到新加坡来，像他一样，努力奋斗，落地生根。这些话当时我都能听进去，但漫长的奋斗却让我望而却步，况且，我也没有信心能找到像雪莉一样坚韧而能干的妻子。

不管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莫文都很照顾我。圣诞节到来之前，我特意买了一盒良木园的点心送给莫文。作为回礼，莫文请我平安夜去他家做客，一起喝酒过节。我也想认识一下雪莉，那个从黑工做到会计师的女强人。要知道，在新加坡，作为一个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中国人，拿到国际注册会计师证是多么不容易。

莫文的家在西部的金文泰，一座新型的公寓式组屋，我到达他家后，莫文夫妇带着一岁大的孩子在门口迎接我。雪莉穿着长裙，漂亮优雅。进屋后，莫文带我参观他的房子，四居室，西式的装修，简约清新。看完房子，我们便在客厅的沙发上落座，雪莉已经把茶倒上，抱着孩子和莫文一起陪我喝茶聊天。厨房里，一个佣人在紧张地忙碌着准备晚餐，一阵肉香从汤煲里传来，让我食欲大开。我跟雪莉称赞佣人煲汤的技术。雪莉说，她的工人叫瑞莎，来自印尼棉兰岛，是个新手，有些笨手笨脚。新加坡人叫佣人都是叫工人，雪莉也不能免俗。她说她费心手把手教了瑞莎一年，她才学到对煲汤火候的把握。不过她也称赞瑞莎很勤快，每个月五百能请到这样的工人算是不错了。

一个月才五百？我有些惊讶。

雪莉解释说，印尼工人五百，菲律宾工人六百，这是市场行价。如果听话，活也做得好，月底他们会额外给三十元奖励。

我一个月工资五千六，尽管薪水仍然比莫文夫妇低，但却比瑞莎高十多倍。我可怜瑞莎，五百新币，只够在外面好一点的餐馆吃一顿饭。雪莉看穿了我的心思，说，你不要觉得她们赚得少，她在新加坡的收入已经是在印尼的好几倍。而且我们包吃包住，她平常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每个月的工资都是纯收入，她自己很满足。雪莉这么一说，我也就释怀了，每个阶层都有每个阶层的活法，新加坡人不也是一样可怜我们这些外来务工者？

我们随便闲聊了一会，饭菜做好后，瑞莎小心翼翼地一个一个把盘子端上饭桌，布置好每个人的餐具和酒水。便过来招呼我们过去吃饭。我首次看到瑞莎的正脸，她五官端正，围着围裙，身材矮小消瘦，皮肤黝黑，手上很多厚茧，一看就是做惯粗活的农村女孩，不过看起来还很年轻，廉价的装束和恭敬的态度掩盖不了她身体里的青春活力。我不禁多看了瑞莎几眼，想起了我很久以前有过一夜情缘的米拉。

莫文夫妇见我站着不动，便热情地拉着我去饭厅，入座吃饭。我看到只摆了三套餐具，便问雪莉，瑞莎不跟我们一起吃吗？

雪莉说，她在厨房吃饭。

雪莉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