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个故事:脸面

作者:陈志清来源:《我在新加坡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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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十几年前或更早以前,能出国留学或工作,都是一件很荣耀很涨脸的事情,在乡村尤其如此。哪怕在国外生活贫苦,只要回国,依然是风光无限,这种畸形的虚荣和脸面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文中主人公的母亲和王姨都是如此......


正文:

母亲伸着脖子站在门口,目光顺着杂乱的街道爬过来,像两根藤条似的,一把拴在了我身上。镇上汽车站离家不远,两百米不到,我走得相当沉重,腿就像灌满了铅,沉甸甸地拖在地上,就仿佛不是走回来的,而是被母亲的目光牵回了家里。

母亲说:“回来了。”

我点点头,嘴巴张开,那声“妈”哽在嗓子里。

母亲又说:“瘦多了……”话没说完,泪水已经涌了出来。她擦擦眼睛,就像是从里面揉掉一颗沙子。这是冬季的湘中,风很大,吹得母亲身上的衣衫不住地抖动。她穿得有点单薄。我歪过头去避风,不忍直视她的眼睛。小镇上正赶集,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绝大多数的面孔,我已经不认识了。有些人停下来,用陌生的眼光打量我。

母亲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进了屋。她往门外看一眼,拿出一根带钩的竹竿,举起来把卷闸门勾了下来。她伸脚踏着门边,用力一踩,卷闸门哗啦一声滑下来,带着一种金属的回音,把小镇上的嘈杂和冬天关在了外面。

屋子里暗下来。母亲拉开灯,把屋子照亮。她拿着行李,转了好一阵子,没有找到放置的地方,便满脸愧疚地对我说:“家里实在太乱,人老了,收拾不过来,你看看,都已经不像个家了。”

我鼻子一阵发酸,没说话,竭力控制住感情,没有让眼泪掉出来。母亲住的是间门面,隔成两半,前面是裁缝铺,一些花花绿绿的碎布散落在地上。后面是她用来睡觉的地方,摆着衣柜和床,这两样东西一占,基本上就没剩下什么空间了。房子里连转个身都困难,确实不可能再放下一只箱子。但母亲还是找到了办法,她拿过一张塑料凳,站上去,将箱子举起来摆在了衣柜顶上。“这下好了。”母亲说。她弯着腰,把一个老迈的身体从凳子上挪下来,我赶紧伸手将她搀住。母亲比我还要瘦,那条胳膊落在我手里时,几乎感受不到重量。母亲拍拍手,灰尘腾起来,扑到衣柜门上,她用袖子轻轻拂去。这衣柜是母亲的陪嫁之物,摆在家里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外公在世时,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家境不错,母亲出嫁那年,风风光光的八抬嫁妆,从街头排到街尾。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话我父母各占一半,家道中落是意料之中的事,当年的八件家具,逐渐老旧、被淘汰,最后只剩下了这个衣柜。

衣柜是老式的,两扇门对着开,上面镶着玻璃。其中一扇门的玻璃下面,压着一张全家福,我们一家三口站在上面,用三十年前的目光,凝视着我们如今的这个家。这张全家福照于一九八七年。那年我六岁,一位摄影师骑着马来到镇上,引起很多人的围观。当他把机器架在地上,告诉小镇上的人们,这东西可以把人留在一张纸片上之后,他的生意很快就兴旺起来。那天母亲给我穿上了过年时才穿的新衣服,她和父亲也换上了新装。我们一家人光鲜亮丽地站在照相机前。在摄影师的指挥下,我们站好位置,用微笑调整好各自脸部的表情。随着“咔嚓”一声,一道闪光出来,我们一家人的形象便庄重地保留在了一张底片上面,不久之后,照片被冲洗出来,母亲拿在手里,端详了好一阵子,说:“真像。”

照片上,我站中间,母亲和父亲分站两边,他们各自伸出一只手,搭在我肩上。那时的母亲织着麻花辫子,脸上半边酒窝,穿着一件洗得雪白的衫衣,她的笑容里装满了那天的阳光。毫不夸张地说,我母亲年轻时长得真是不错。父亲的形象却有点怪异,在他的身体四周,环绕着一条粘合之后的缝隙,就像一只笼子,将他牢牢囚住。父亲是在被我从照片上挖下来很长一段之后,又被母亲粘回去的。

记忆中,父亲以卖鱼为生。每天早上,他挑着鱼担出去,到了晚上,再带着一身鱼腥味回到家里,倒头便睡。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几乎就是个恍惚不定的背影。他最大的爱好是打牌,除去那些走街串巷卖鱼的时间,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牌桌上。母亲根本管不住他,也不想管。父亲十赌九输,但他能守着自己的底线——只把赚来的钱输完,也就不打了,剩下的钱他要拿来进鱼。他的生活天天如此。这是个性格中充满矛盾的农民,挑起鱼担时,他起早贪黑,斤斤计较地做生意,这时他是个爱钱如命的人,可是到了牌桌上,他又视钱财如粪土,毫不心疼地把赚来的钱送进别人的口袋,自己口袋里则永远空空荡荡。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分不清楚,到底父亲留在我记忆中的哪一个形象更为真实。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挑着一担鱼出去了。那天父亲学会了一种新的赌博方式——押牌九。他坐下之后,连赢了十几把。在父亲的赌博生涯中,这大概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命运眷顾,他摸着口袋里赢来的钱,汗水都出来了。就在这一天,他被刺激着,有了发财的欲望。一个想发财的人,是守不住底线的。他的手气很快就用光了,这时他已经没办法收手,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之后,他指着那担鱼说:“把这个也押上。”

结果父亲把鱼担也输了,那是他的饭碗。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这次,母亲堵在门口,无论如何不让他进门。母亲说:“输钱不能输脸,你把事情做过了头,这个门今天你是进不了了。”

父亲没说话,往屋子里看了一眼,转身就走。我跑到门外,看到一个凄凉的背影往小镇外面走去,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因为母亲口中的一个“脸”字,父亲会自此一去不返。母亲说:“没混出个人样,就不要回来了。”她的嗓门很大,把声音送出很远。从此以后,父亲真的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走就是二十几年,至今杳无音讯,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初三那年,学校开家长会,全班同学的身边,都衣冠楚楚地站着一位父亲,只有我旁边空着,像个孤儿。回到家里之后,我用一把铅笔刀,将父亲从这张全家福上挖出来,一声不吭地扔在了墙角。此后的好些年里,只剩下一个轮廓的父亲,就像一个荒凉的黑洞,站在照片上,漠视着这个家里所发生的一切。我考上大学那年,母亲不知从哪里将那个被我挖掉的父亲找了出来,重新粘在了全家福上。母亲说:“你有出息了,给这个家长了脸,让他也看看。”

我没有反对,作为父亲,他应该享有这个权力。只是当时我有些伤感。父亲出走之后,我们一家人,便只能以照片的形式,团聚在这个破落的家里了。这种状况贯穿了母亲的大半生,一直延续到今日。母亲用衣袖拂去灰尘的这一瞬间,父亲在照片中,目光灼灼地望着我们。这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就仿佛父亲从未从我们生活中离开过。也许,母亲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母亲独居之后,租下了这间面门。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似乎无所不能。她踩着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扛起父亲扔下的家,供我读完了大学。从母亲身上,旁人看到的也许是孤独,是贫穷,可是,我看到的却是一种我此生都无法抵达的坚忍。毕业之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一转眼,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母亲还在这间裁缝铺里待着。我一直没能让母亲从这个破落的地方走出去。

大学毕业之后,我先是去了深圳,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应该说,我还算争气,两年之后,我被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到了新加坡总部。没曾想到的是,这一走就是八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渐渐发现,在母亲生命中,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一个类似于父亲的男人,将母亲抛弃在这座小镇上,只是相对于父亲来说,我选择了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

在新加坡的第一年,我原本计划是要回国过年的。到了年底,我在电话里问母亲:“想要带点什么吗?”

母亲说:“什么都不用带,带张脸回来就好了。”

这让我心里一下子怯懦起来,言下之意,她期待我衣锦还乡。结果那年我放弃了回家。在此后的好些年里,我像个懦夫一样,以一种逃避的方式,疏远着母亲和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家乡。

在别人眼里,到了国外,就如同走进一座金矿,闭着眼睛也能发财。母亲也做过同样的梦。我到海外工作这件事,确实让她在小镇上风光过一阵子。起初的时候,我从万里之外跟她打越洋电话时,她总跟我说起想建房子的事。可是时间一长,她就闭口不提了。那些年我的真实状况是,我只能勉强养活自己,无力给家里任何的帮助。我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在异国他乡,挑着一副沉重的生活担子,早出晚归,口袋里永远空空荡荡。可是在母亲对邻居的描述中,我被夸大成了一位成功人士——在大海的那边,我过着优越的生活,住着很大的房子。如此一来,我就更加不敢回乡了。我在外面风光无限,母亲却住在破落的门面里,这显然就是个笑话。因此,在新加坡的八年时间里,我从未回过这座小镇一次。阻止我回家的,不是万里汪洋,而是母亲常挂在嘴上的一张脸。

每年夏天,母亲都会离开小镇一段时间。她对别人说是要去新加坡看儿子。她穿戴整齐,带着行李,提着大包小包的特产,庄重地出门。可事实上,她去的是我一个小姨家里,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之后,再穿着新衣服,光鲜地回到小镇上。一直以来,母亲凭着虚构,向小镇上的人展示着她和我在新加坡的生活。这让我十分愧疚。在新加坡的八年,我隔着茫茫大海,始终在等候一个衣锦还乡的机会,这样我就可以带着母亲,走出国门,到那个儿子工作和生活的国家,来一次真正的旅游。这个目标很渺小,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在海外,当然也有一些把生活过得蒸蒸日上的人,但大多数人的情况,还是像我这样,说是公司派遣,其实也就是高级一点的外来劳务工,拿着国内的工资,加上一点国外的生活补贴,那种举步维艰的辛酸,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直到今年,我的经济状况才有所转机。两年前我报读了一个MBA班,结识了一位澳洲的同学,他家乡是座海滨小城,生产优质的红酒和巧克力。我和他一起在便利店里寄售巧克力和红酒,赚了些钱。随后我辞去工作,和他合伙开了家贸易公司,把生意从新加坡做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尼几个国家。这让我在国外的生活有了起色。一年半的时间,我终于赚到了母亲一直以来挂在嘴上的那张脸。临近过年之际,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乡。我打算给母亲在镇上买套房子,也算是给自己在国外这些年的一个交代。母亲住进去的同时,我的心也会安定下来。

第二天,我陪母亲去看房子。那栋房子在小镇边上,面向河流,背后是一座伤痕累累的荒山,爆破过的岩石像伤疤一样,触目惊心地在表层裸露着。二十世纪80年代,这座小镇上建了个水泥厂,开工之后,小镇上充满了连续不断的爆破声。那是国营企业如日中天的时期,水泥厂的迅速发展,使这座小镇的繁荣一度可以比肩县城。许多职工从外地来到这里,像城里人一样工作、生活。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优越感,不断地刺激着小镇上的农民子弟,他们努力学习,将跳出农门作为人生的伟大目标。我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考上大学的那年,大学已经实行并轨,不再分配工作。那时的国企也一落千丈,水泥厂的职工卸下了身份上的光环,沦落到连生活都举步维艰。水泥厂的没落,倒是让母亲的裁缝铺比以往更加兴旺。那些从生活转向生存的职工,一如既往地支撑着母亲裁缝铺里的生意。因为缝制的衣服不仅耐穿,且比从商店里买来的要便宜很多,况且母亲的手艺也确实不错,一些同时期流行的款式,看几眼,就记在心里,回到裁缝铺里马上可以丝毫不差地做出来,她大概是小镇上的最后一名裁缝。

房子的卖主小时候我就认识,是一位我把她叫成王姨的女人。记忆中,她跟母亲的关系很好。她调来水泥厂时,刚三十出头,那时她已经当上了水泥厂的财务科长,管着几千号人的钱,在小镇上很受尊敬,人们将她跟财神爷三个字联系在一起。她常到母亲的裁缝铺里做衣服,一做就是好几件,是母亲铺子里的最大的一位主顾,一来二去,也就熟了。由于她做的衣服多,在收费方面,自然也要比别人优惠些,平时改个裤脚,修个拉链什么的,都是免费。她也记着母亲的好,经常从水泥厂的食堂给我家带些馒头,花卷之类的食品,作为对母亲的回馈。在那些年里,因为有王姨这么一位朋友,我可以像水泥厂的工人子弟那样,吃上那些在当时看起来很稀有的东西。那时王姨离婚不久,带着一个还没上学的女儿,母亲也单身,因此她和母亲之间,相处得就像一对亲姐妹。而我那些真正的亲戚,反倒与我们形同路人。父亲离家之后,母亲和我,便被隔离在这个家族之外了。我的那些叔叔伯伯们,与我们家的关系,远不如王姨那么亲近。

由于在国企工作,又加上身居要职,王姨家里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90年代末,便在小镇上建了一幢很大的房子。水泥厂衰落之后,几千名职工流离失所,像她这种身居要职的,倒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反正该赚的钱也赚得差不多了。她主动申请下岗,拿着厂里给的一笔买断费,带着女儿去新加坡投奔了一个亲戚。她是小镇上第一个到国外的人,曾经引起过不小的轰动。自此之后,关于她的消息凤毛麟角,但据说她在那边过得很不错,这次回来,是要把小镇上的房子卖掉,她想在那边定居。当我提出来要给母亲买套房子之后,母亲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王姨。她说,买房子是件大事,还是熟人好说话。我同意母亲的说法,因为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环节。

缘分这东西真的很神奇,时隔多年之后,这两位情如姐妹的老友,因为一笔交易又见面了。母亲站在门外,举着手,怯怯地敲门。王姨把门拉开,盯着母亲,看了好一会,才惊愕地咦了一声,说我的老姐姐啊,看你这心操的,满头白发,我都快认不出来啦。母亲说:“还是你好,一点没变样,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母亲的夸赞,说这倒是,那边的水土养人,环境好,生活条件也好,文明程度跟国内不是一个档次。对这个岛国,她很有认同感,毫不吝惜地给予许多溢美之词。

我看了看,在穿着打扮上,她的确比母亲要年轻了许多。她穿着件风衣,一条粉色的丝巾束在脖子上,头发一丝不苟,既得体,又庄重,看上去就像位准备出席某次活动的商务人士。这让我有点自惭形秽。回国时,我还穿着一件T恤,一下飞机,才发现气温骤然降至零下,我赶紧在机场买了件羽绒服,随意套在身上就回来了。母亲看看她,又看看我,那目光似乎是在告诉我,从国外归来,就得像你王姨这样风光体面。我侧过身,把身上的衣服往下拽了拽。

我和母亲进了屋,王姨冲了两杯咖啡,端到我们面前。母亲看了一眼,说这东西她喝不习惯,要求换杯水。她把母亲那杯拿过去自己喝,给母亲换了杯白水,坐下来,和母亲开始闲聊。我坐在一旁,插不进嘴。当母亲的言语中透露出我也在新加坡工作时,她有些惊讶,说我怎么不去找她。我说我一直不知道她也在。她要我记得以后一定要去找她,多走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说谢谢。其实她去了新加坡的事,母亲早就对我说过了,也给过我她的联系方式,只是我不想去找。我不愿意让自己那副灰头土脸的形象出现在熟人眼里,在新加坡的这些年,每当有同学或者朋友到新加坡去游玩,给我打电话时,我总是找个借口,避而不见。

聊了一会,王姨把一位女孩从房间里叫出来了,是她的女儿。我离开小镇去上大学那年,还是个小学生,转眼间长成了大姑娘,眉眼之间,没有留下多少当年的影子。她跟王姨一样,一身的名牌,很夸张地穿在身上,说话时,表情也很夸张,汉语中不时蹦出几个英语单词。她略微与我交谈了几句,就回到房间里玩手机去了。王姨说她正在新加坡上大学,学校不太好。我问她,在哪家学校?王姨说,新加坡管理学院。我说,那也不错,在新加坡,那是数一数二的私立大学了。她说,这倒是,那边的教育,不是国内能比的。她又谈了一番国外的教育,并对国内的教育模式狠狠地抨击了一番,言语间有些愤懑。这两年我正在读MBA,对这方面也算有所体会。新加坡的教育模式,走的是英国形式,比国内的人性化,但也没她说的那么夸张。我知道她的愤懑源自哪里,新加坡的私立大学,不管多么优秀,文凭拿到中国来,教育部是不认可。这边教育部只认可三所公立大学的学历。

接下来,母亲和她之间,渐渐无话可说。她们之间依然亲切,但时隔多年之后,各自经历的生活差异太大,使她们之间的谈话失去了交汇点。母亲的话题总离不开这座小镇。而王姨的谈话里,已经干净地将小镇剔除掉了。她跟母亲讲她在那边的生意。她现在开了家十几个人的公司,做贸易,主要销售厨具和食品,民以食为天啊,这个世界缺什么都可以,但不能缺厨具和食品,因此她的生意做得不错。在那边,她拿了绿卡,买了房,也买了车,这个鬼地方,房子一卖,她就用不着再回来了。她对母亲说:“什么时候你也过去玩玩,费用算我的。”

母亲沉默着,没说话。她已经敏感地觉察到了,在她和王姨的谈话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见母亲没有表态,王姨把脸转向我,对我说:“有时间你得带你妈过去玩玩,好好看看新加坡。”

我说:“好的。”

母亲看了看我,低下头去喝水。她有个习惯,心里不自在时,就爱喝水。

接下来,我和王姨谈房子的事。其实也没什么要谈的,这栋房子属于农村自建房,无需去房产局过户,免去了一大堆繁琐的手续。她和母亲这么熟,我也没打算讲价。我们很快就达成一致,全款三十五万,十万定金,先以现金方式支付,剩下的二十五万,等我回新加坡后转账给她。她把拟好的合同拿出来,双方签好字之后,把钥匙交给我,说她收拾收拾,明天回新加坡,后天我们就可以住进来了。

回到家里,我重重地松了口气。母亲说得没错,还是熟人确实好办事,因为王姨,半天时间不到,我就了却了一桩缠绕八年之久的心事。我得感谢这位事业有成的女人。可母亲心里却有些不太自在,因为王姨把家具也折算了进去。她说没想到人都会变。我说,这很正常,她现在是商人了,利益至上。再说了,我们没占便宜,但至少也没吃亏。您说是吗?我问母亲。母亲答非所问地说:“新加坡有什么好的。”我对母亲说:“当然比不上这里了。”母亲就笑了。

春节过完,我回到新加坡,把母亲也带了过来。她嘴里说着不想来,但当我在县城里给她办好护照时,她脸上明显写着一种满足的表情。也许,这就是天下所有母亲在儿子面前的表达方式吧。

我花三天时间,带母亲去了金沙、鱼尾狮、滨海湾花园,圣淘沙、乌节路等景点。新加坡大部分景点都是免费的,母亲玩得很满足,这些世界一流的城市景观和人工美景,极大地满足了她对这座城市的期望。母亲很喜欢这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就不肯出门了。她说新加坡太小,绕来绕去,也就那么几个地方,她觉得有些腻。她开始怀念起家乡那座小镇来,相比之下,她觉得还是中国好。她问我,以后没打算回国了吗?我说,暂时先待着吧。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不是不想回去,而是回不去了。故乡这东西,离开之后,就像一条连结着母体的脐带被一把剪刀剪断,很难再次建立起亲密的连接。

元宵节的前一天,母亲突然想起了王姨,计划着要和她见一面。好不容易来趟新加坡,是应该聚一聚的,两家人在一起,也好热热闹闹地过个节。她让我带她去商场逛了一个上午,买了两身衣服,顺便做了个头发,回到住处,对着镜子照了半天,对自己焕然一新的形象很满意。她高高兴地打了个电话。王姨接了。电话里她很高兴。俩人拉了些家常。当母亲说她到了新加坡,并诚恳邀她一起过元宵节的,电话里的热情顿时凝结了,语气急转直下,全然没有了刚接通电话时的喜悦。她说,我的老姐姐,过什么元宵节啊,这里是新加坡,不是中国,中国人才过元宵节。然后她问母亲:“姐,你还有别的事吗?”

母亲说:“别的事倒没有……”

她说:“没有我就先挂了,现在正忙着呢。”

母亲叹了口气。她说,新加坡怎么啦,过个节的时间都没有吗?我告诉母亲,这边的人都这样,时间宝贵。

事实的确如此,我在新加坡八年,从没跟同事吃过一顿饭,在新加坡人的观念里,工作关系绝不带入私人生活。母亲说,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也看不出跟中国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说,这倒是,几百年前,他们就是中国人,但现在,他们还有一个名字叫“香蕉”。母亲问我,为什么新加坡人叫香蕉?我说,心是白的,皮是黄的。母亲听了会心一笑,她明白我在表达什么。

为了满足母亲的过节心理,元宵节这天晚上,我带她去了牛车水。牛车水就是新加坡的唐人街,以前华人都是用牛车拉水,所以牛车水这个名字就叫开了,比唐人街更加响亮。每年元宵节,这里都会有灯展,华人,传统的活动,来唤醒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中国情结。盛大,母亲高兴不已,母亲说,谁说新加坡不过元宵啊。我笑了笑,没回话,我知道母亲心里还在生王姨的气。

后来母亲逛累了,想吃汤圆,我便带她去珍珠坊后面的小贩中心。小贩中心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也叫熟食中心或食阁,每个街区都会有一两家,小小空间里,汇集着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吃汤圆的人很多,熙熙攘攘。我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找到一张桌子。我和母亲坐下之后。一位杂工模样的妇女过来了,寄着条蓝色围裙,额前一缕头发凌乱地垂挂下来。当我不经意间看到她的脸时,我吓了一跳,这张脸我分明认识。她低头弯腰,手里抓着一块抹布,开始擦拭紧挨在我们旁边的一张桌子。这副落魄的样子,与我在家乡见到的那位体面的女人判若两人。

母亲也看到了,这女人擦完桌子,经过我们身边时,抬了下头,与母亲四目相对,她的目光就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迅速弹回去。她攥着那块抹布,慌慌张张地逃进了隔壁的一家小店里。母亲愣了片刻,似乎在确认着什么,当她回过神来之后,顾不上再吃汤圆,拉着我转身就走。

我说:“那不是王姨么。”

母亲说:“不是,你认错人了。”

我说:“长得很像。”

母亲说:“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

说完她拽着我的胳膊,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小贩中心。在巷子的拐角处,我停下来,忍不住回头往身后看了一眼。这女人从小店里又出来了,仍然弯着腰,利索地忙碌着,生活的艰辛很直观地挂在脸上,就像一张面具,让她的五官变得十分地模糊。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

我对母亲说:“我的确是认错人了。”